显然,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莱姆股票的投机者认为,因为此时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莱姆逼空战中,他们有机会利用哈德逊铁路股票做些文章了。正当哈莱姆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空袭击。他们卖空哈德逊,迫使对手增加保证金,制造恐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降,企图最终在低位平仓以大赚差价。
范德比尔特立刻反击,他让他的经纪人买断市场上所有的”卖方选择权”(seller誷 option)。在那个时候,股票买卖通常在做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确切交割的时间则由某一方决定。如果交割的时间由买方决定,称为”买方选择权”(buyer誷 option);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称为”卖方选择权”。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卖出”卖方选择权”来进行。这些卖方和买方”选择权”有别于现代期权 ①。现在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去履行合约。
在买进了所有的卖方选择权以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事实上宣告了他们正准备逼空哈德逊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脑海里酝酿的计划比逼空更为高妙,正如金融家罗素·塞奇(Russell Sage)所说,范德比尔特将要证明”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
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船长”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他的经纪人与其他经纪人进行接洽,希望让他们帮他”倒”这只股票(turn the stock),这让那些投机商更加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对的。”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风险很高,要求有非常好的运气。”倒”股票时,股票的逼空者会先把股票卖掉,然后以稍高的价格从股票的买方手里买进”买方选择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保存下来。但是,问题是股票的买方并没有义务为逼空者持有这支股票而不卖出,如果他认为逼空将要失败的话,正如事实上大部分逼空的结果一样,他会卖掉股票,而当他必须履行”买方选择权”的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再从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从中获利。
许多卖给范德比尔特”买方选择权”的经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信心满怀地认为,范德比尔特是因为资金链行将崩溃,才这样铤而走险,于是,他们立刻把哈德逊铁路股票卖掉。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钱。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他们把股票卖给了实际上在为范德比尔特工作的经纪商,而根据合同的规定,他们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将这些股票交付给范德比尔特。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当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在范德比尔特的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112美元飙升到180美元,范德比尔特开始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合同向他交付股票。这些可怜的倒霉蛋们只得面对市场上惟一的卖主,那就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生性宽宏大量,他并没有坚持让那些深陷于自己构筑的陷阱中的卖空投机商们立刻履行合同。反之,他愿意借给他们此时所必需的股票,但每日的利息高达5%。
就这样,正如格兰特将军夺取维克斯堡 ①,正如西半球最伟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命运,正如在纽约最大的一次暴乱后街道上陈尸累累,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的坎尼战争(Battle of Cannae)中扮演了汉尼拔 ② 统帅的角色,他两次围歼熊市投机商,给他和他的同伴带来了3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7月13号宣称:”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接下来第二年,法院裁定,除了30年前已经授予的公交路线的经营权以外,市议会无权继续授予任何新的经营权。而此时百老汇线路已经开工建设了,范德比尔特只好到奥尔巴尼去寻求帮助了。毫无疑问,他花了大量的银子,从州议会和州长那里得到了该法案将顺利通过的承诺。丹尼尔·德鲁和其他一些人也跑到了奥尔巴尼去为这个法案的通过而作证。但德鲁本性难改,像以往一样,他又耍了一次是两面派。他私下里偷偷告诉议员,如果他们卖空哈莱姆股票,然后把这个法案”枪毙”掉,他们可以勐赚一笔。
德鲁的计划几乎就是前一年春天使市议会官员损失惨重的投机计划的翻版。纽约州政府的官员们怎么会被这样一个计划诱惑,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E·C·斯特德曼,19世纪60年代华尔街上的一位老手,在19世纪末回忆道:”在1864年的春天,奥尔巴尼的政客们应该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不到一年以前,纽约市的政客们是如何因为卖空这只股票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他们还是愚蠢地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仿佛范德比尔特曾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或许是这些政客通常密谋攻击的目标-公众财富-近来被保护得太好,使他们无法下手,或许在那个年代政客敲诈私人企业不如现在来得方便,或许他们经常在这样或那样的突袭中大获成功,并陶醉于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之中,以至于他们的智商降低到了一只刚刚尝过猎物鲜血的野兽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范德比尔特富有得令所有对手都感到恐惧,但其资产的流动性还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种程度。他手里持有大量的哈莱姆铁路和哈德逊铁路的股票,也很不情愿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来获取贷款。德鲁曾预测哈莱姆股票价格会迅速上升,现在看来是正确的。1864年年初,哈莱姆股票价格为90美元,到3月26号则已经涨到了140美元。百老汇线路法案听证会委员会的报告似乎对该法案不利-这通常是一项法案将被束之高阁或否决的前兆,哈莱姆股票的价格立刻跌到101美元。如果议员们选择在这个价格把他们在高价卖空的股票买回来平仓的话,他们就已经可以赚取一大笔钱了。但显然,他们或者是没有听到过,或者是听说过但没有遵从过华尔街最古老的真理:看多的人-“牛”(bulls)能挣钱,看空的人-“熊”(bears)也能挣钱,就是贪婪的人-“猪”(pigs)不能挣钱。他们没有选择平仓,他们期望股价会跌到50美元。
范德比尔特悄悄地把他的同伴召集到一起,他们中比较出名的是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他们筹集了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然后开始买进市场上所有出售的哈莱姆股票。3月29号,哈莱姆股票在当天纽交所的第一次拍卖的价格是109美元,在下午的拍卖中涨到了125美元。到4月底,这个数字变成了224美元,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被告知他们此时拥有13.7万股哈莱姆股票,但哈莱姆股票总共才发行过11.1万股。差额部分是空头们多卖空的股票。
福勒写道:”500个强人,他们头脑聪明,深谙生财之道。”但是他们现在深陷于范德比尔特的陷阱之中。当被问到下一步他会怎么做时,范德比尔特怒吼道:”让股价升到1 000美元。”
幸运的是,伦纳德·杰罗姆劝说范德比尔特发一点仁慈来缓和一下,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利。他告诉范德比尔特,如果哈莱姆股票升到1 000美元,华尔街一半的机构将会面临倒闭,造成的恐慌将如此巨大,以至于无人能预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船长”最信赖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兴地写道:”在普照人间的自然之光的感召下,在杰罗姆富有远见的劝说和恳求下,像古埃及的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范德比尔特终于答应放了那些议员-允许他们以285美元的价格购买哈莱姆股票。”
第二场哈莱姆股票逼空战就这样结束了,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第三场了。确实,对于当时整整一代华尔街人来说,”卖空哈莱姆股票”也就等同于”陷入困境”。
直到他1877年逝世,范德比尔特都一直享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誉和地位。1869年英格兰的《弗雷泽杂志》(Fraser誷 Magazine)报道说:”与其他所有的华尔街人相比,范德比尔特像一只具有皇家高贵气质和高尚品德的雄狮,屹立在豺狼和虎豹遍布的沙漠中。”
但是,即使在华尔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范德比尔特却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不是买卖铁路股票。1867年在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之后不久,他很快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这样他就把自己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伊利铁路同样从纽约起到布法罗止,只不过其沿途的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假如伊利铁路经营良好,范德比尔特无疑也不会过多在意它的存在,因为他有足够的竞争优势,会获得”一头雄狮”在这个运输市场中应得的份额。
但是伊利铁路很快就被掌握在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人-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的手中。在这”三驾马车”中,德鲁做事毫无顾忌,古尔德在金融方面是个天才,而菲斯科长袖善舞,他们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他们三个的联手给范德比尔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范德比尔特迫不得已,决定到华尔街收购伊利股票来控制伊利铁路,这时,地狱之门打开了。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在这个时代……
1854年 范德比尔特涉足铁路业。
1861年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1861~1864年 华尔街黄金投机热。
1863年 林肯签署《解放宣言》。华尔街爆发哈莱姆铁路股票逼空战。
1865年 南方邦联军投降,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林肯遇刺。
1867年 美国从沙俄手中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从而使美国边界线扩大到北冰洋。
也在这个时代……
1851~1864年 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
1858年 中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1858年 中俄订立《瑷珲条约》
1860年 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
1862年 中国开始模仿西洋技术,洋务运动开始。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围绕伊利铁路的股权争夺战充满了硝烟和血腥,股市操纵者们肆意囤积股票,立法官员们与他们狼狈为奸,而当时美国社会政府腐败的屡见不鲜和证券法规的严重确失,使这一切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