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汇在线（1867–1869）
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的遭遇战是围绕着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展开的。
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希望在这三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维持价格同盟。可是，对铁路运营毫无兴趣、一心只想靠操纵股市大发横财的德鲁控制着伊利铁路，使得范德比尔特的如意算盘每每落空。被德鲁惯用的欺骗伎俩彻底激怒的范德比尔特最终下决心再次动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巨额财产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这揭开了伊利股票囤积战的大幕。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彻底。此时已经是美国最为富裕并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更是如此，而股市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在有关证券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的当时，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这些法官竭尽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为其各自主子的投机活动效力。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同样，股市博弈的结果，更多地是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可是，这一次，自负的范德比尔特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经指使他们自己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们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结果，他们使得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尔特的七百万美元后逃离纽约。
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在股市中屡试不爽的范德比尔特未能如愿以偿地控制伊利铁路，而德鲁虽然暂时击溃了范德比尔特，但也好景不长，他很快在新的一轮伊利投机战中悲惨落败于他原先的盟友–古尔德和菲斯科。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尽管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股市阵痛才会真正来临–1929年股灾后，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不过，这已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狂热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弗雷泽杂志》在1869年这样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全都蜂拥而来，甚至在一个经纪行的广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此吸引女人也参与到伊利股票的投机中。”
恰好，人们对于伊利铁路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股票自动报价机刚刚被引入市场的时候。电报使得股票价格在全美范围内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但电报的两端都需要有熟练的报务员发送和接收。1867年，爱德温·A·卡拉汉（Edwin A. Calahan）发明了第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stock ticker）。这是一个机械装置，能够把从交易所大厅通过电报传过来的股票价格自动打在纸带上。此前，全美国的经纪人通过阅读定期收到的股价报告来了解交易大厅里发生的情况，现在他们可以直接跟踪每一笔交易的实况。伊利铁路投机战即将爆发，他们很快就会有很多”战况”要跟踪了。
至此，伊利铁路投机中最重要的投机商是丹尼尔·德鲁，他同时也是伊利铁路的董事。即使在那个年代，德鲁在伊利之战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传奇故事”了。福勒这样描述德鲁：
伊利铁路在他手中就像单弦的中国竖琴，他在上面只弹两个音调：当伊利股票价格高涨时，他就会高唱：”谁来买我的伊利股票啊，谁来买我的价值连城的伊利股票啊。买吧，快买吧！”
当伊利股票价格走低时，他也会高唱：”谁卖给我伊利股票啊，谁来卖给我一钱不值的伊利股票啊？卖吧，快卖吧。”
于是整个华尔街都被他甜美的嗓音所打动，他们以高价从德鲁那里买进伊利股票，然后又以低价卖给德鲁。每天晚上德鲁大叔都会梦到巨大的钱袋，而第二天他总是梦想成真。随着他的单弦琴响，财富滚滚而来-它们都来自伊利铁路。
成为德鲁牺牲品的不仅仅是那些入市不深的投机商。1864年秋，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开始逼空伊利股票，他们从德鲁手中借钱购买股票，德鲁也向他们许诺，当股票在某一价位之上，他不会卖出。11月上旬，伊利股票价格是102美元，但随后价格就开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的早春时候，它已经跌到了80美元。推动股票价格下跌的是一连串的卖空，这是谁干的？还能是谁-就是丹尼尔·德鲁，他正兴高采烈地撕毁着他给托宾和杰罗姆的承诺。随后，德鲁游说了一个与其私交甚密的法官，后者发布了一个禁令，不许伊利股票发放股息。接着，他又突然要求收回他给杰罗姆和托宾的贷款，迫使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股票来偿还贷款。
伊利股票的全面恐慌爆发了。”格兰特和谢尔曼在勐敲着里士满的大门 ①，”福勒写道，华尔街上的”又一次大逃亡开始了”。”……那些当初以80美元买进伊利股票的投资者当时以为自己捡了便宜，现在不得不以45美元的价格卖出，觉得它可能还不值20美元。市场上随处可见5 000股或者1万股的卖盘，股价稍有抬升，巨大的卖压又立刻把它打下去。股价最终在42美元触底。”
范德比尔特很讨厌这种欺骗伎俩，他在1865年辞掉了伊利铁路董事的职务。但范德比尔特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兴趣越来越浓，1867年底，他成了这个公司的总裁。随着他旗下的铁路扩展至五大湖区，他开始以一个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纽约州的铁路。他本能地意识到铁路本身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行业，铁路有很高的资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火车都必须按照时刻表运行，经营铁路就意味着必须每时每刻去争取生意，否则就会走向破产。在19世纪，铁路行业的价格战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正在放开管制的航空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而避免价格战的惟一办法是形成同盟，即卡特尔。
三条铁路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地区到纽约的商贸活动（此外还有不堪重负的伊利运河）：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其中，中央铁路在范德比尔特的掌控之下，毫无疑问会处于良好的管理和高效的运营之中。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领导之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以”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着称。整个牌局中最变化无常的就是伊利铁路。只要德鲁我行我素，这三条铁路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只会是一纸空文。基于这种形势，范德比尔特下定决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即将举行的伊利铁路董事会选举中，占据董事会一个重要位置。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尤其是从来自波士顿的一个集团中-他们控制着足够多的伊利股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德鲁从董事会名单中剔除出去。但是，德鲁在蒸汽船时代就和范德比尔特打过交道，因此对范德比尔特非常了解。德鲁登门拜访范德比尔特，并且使范德比尔特确信，他留在董事会是范德比尔特最好的选择。他发誓要成为范德比尔特最忠实的利益代言人，并且向范德比尔特保证他要反过来帮助范德比尔特监督波士顿集团的所作所为。范德比尔特信以为真了，但由于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上说过很多德鲁的坏话，因此他们一同设计出了一个方案，既能反映范德比尔特立场的转变，又能为他保留面子。
德鲁在董事会选举中很自然地落选了，但第二天，新当选的董事利维·安德伍德（Levi Underwood）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德鲁被重新选举成为董事来替代安德伍德。德鲁甚至还重新担任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而他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这个职位。同时当选董事的还有两个华尔街人前所未闻的人，几家报纸在报道的时候甚至都拼错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但他们默默无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古尔德比范德比尔特和德鲁年轻一代，他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身材瘦小，也不怎么健康，一位追踪古尔德的记者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我看到他一头扎进了位于萨拉托加的土耳其温泉。他的胳膊很细，肚子瘪瘪的，黄褐色的脸，还有他的腿，那么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头出名的’公牛’，在现实中有这么一条可怜的’小腿’。我不敢肯定，你是不是能将餐巾环套在他的脚上，然后推到膝盖。”① 但是，无论他的身体有多少缺陷，他的智力和意志力足够弥补他身体上的不足。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发财，他将用他短暂的一生全力以赴，实现他的愿望。
詹姆斯·菲斯科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异乎寻常地强壮，即使用19世纪并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体重也严重超标。他的一生只追求一件事情：玩得好，过得好。”无耻！无耻！”当菲斯科还活着的时候，福勒就这样描写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到顶！”
菲斯科出生于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小贩家庭，同古尔德一样具有久远的新英格兰血统。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全面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并把生意迅速做大，而他的父亲成为了他的一名雇员。到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刚刚20岁出头，那一年他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开始为波士顿的乔丹-马什（Jordon, Marsh）纺织品公司打工。凭着出色的推销谈判能力，他成功地与联邦政府签订了许多合同。而他最擅长做的事是突破联邦政府的禁运，把棉花走私到北方供他们自己的公司使用。
战争结束的时候，菲斯科离开了乔丹马什公司，公司以6.5万美元买断他的股份，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尽管在股票方面没有一点经验，但他还是在宽街38号上开了一家经纪公司，正好位于新建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大楼的对面。他施展出当初在华盛顿拉拢军火采购官和政客的手段，然而，华尔街不是华盛顿，这里的大佬们，吃他的大餐，喝他的香槟，却把他带到了破产的边缘，他很快就输得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