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票”出现的消息,以创纪录的速度传遍了华尔街,伊利股价立刻就”像秤砣一样”掉到了71美元。范德比尔特现在遇到麻烦了,他为了购买伊利股票已经开始负债了。这时,他要是露出哪怕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伊利股价就会立刻崩溃,公众的恐慌会将他的巨额财富瞬间吞没。身处危境的范德比尔特丝毫没有退缩,他下令经纪人继续买入伊利股票,股价又被重新推回到76.125美元。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持有了将近20万股伊利股票。但是这些股票足够控制伊利了吗?没有人知道。甚至连范德比尔特也没有丝毫把握。
德鲁、菲斯科和古尔德担心交易所可能裁决新发行的股票不能交割,如果那样,这些新股票就将一文不值,因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股票变成了现金。他们把700万美元装进口袋,几乎吸干了整个纽约的资金供应。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尔特派他的律师把巴纳德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巴纳德法官迅速签发了对德鲁集团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执行。福勒写道,此时,”由于笑个不停,德鲁大叔脸上的皱纹已经凝固;古尔德笑逐颜开,一双天生为钱而生的眼睛闪亮有神;碧眼金发的菲斯科不停地开着玩笑。而伊利股票的另外几位董事会的董事正在位于杜南大街的公司总部举杯庆贺他们的胜利……”
当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宴会热闹喜庆的气氛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几位董事知道假如他们被捕的话,法院会完全站在范德比尔特一边,而范德比尔特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纽约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当天《先驱报》和其他报纸正好举办郊游活动,但它仍然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它不无讽刺地描述道:”事实上,自从芬尼亚会 ① 会员在人身保护权被撤销之夜从都柏林出逃以来,还没有哪次逃跑比这次更彻底和迅捷。”
几分钟之内,在杜南大街巡逻的一个警察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群人急匆匆地从伊利大楼涌出来,乱成一团,他们穿着华丽,却面带惊恐之色,身上背着用红色带子扎起来的装满绿钞、账簿和成捆票据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怀疑这些人是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劫犯,警察赶上了他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错了。这群人是伊利公司的执行董事们-他们装着在刚结束的战役里所获得的战利品,正在逃脱范德比尔特对他们的复仇。
德鲁此时已是70岁的高龄,他当然不想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他和其他几个同伙带着钱和公司账簿乘船去了新泽西。菲斯科和古尔德落在了后面,那天晚上他们正在纽约市最豪华的酒店-代尔莫尼克共进晚餐,四周有人放哨。晚餐刚吃到一半,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他们立刻逃离了酒店,来到了哈德逊河码头,他们和一艘小蒸汽船的船长谈好价钱,雇佣了他的船和两个水手帮助他们渡河。
那时候的哈德逊河口因为繁忙的海上运输而非常拥挤。这一夜没有月亮,河上被浓浓的大雾所覆盖。水手们因为要竭力躲闪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小船几乎被一艘渡船的尾波所吞没。他们向另外一艘渡船求救,对方毫无反应。他们只好抓住了桨轮的护板,有一两秒钟,菲斯科和古尔德-华尔街传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最终两人又爬到了船上,成功逃到了新泽西。
这场伊利之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伊利的董事们卷走了范德比尔特的70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拿到了10万股没有任何价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控制了纽约,伊利公司的董事们只有和范德比尔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报纸都充斥着关于这场华尔街战争的各种故事。《哈泼斯周刊》(Harper誷 Weekly)指出,伊利之战完全把公众视线从当时的总统弹劾案中转移了出来。
董事们在泽西市岸边的泰勒酒店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它很快被当地媒体称为泰勒堡垒(Fort Taylor)。为了加强它的守卫,一支伊利铁路警察的分队也被调了过去,有人专门在附近海域巡逻,”堡垒”甚至配备了3门12磅的大炮。此时伊利铁路东边的终点站已经从皮尔蒙特改为了泽西市,因此,伊利铁路主宰着这个小镇的经济命运,伊利的董事们当然也很注意给当地的官员们诸如免费乘坐铁路之类的小恩小惠。于是,当地的官员们也就很自然地竭力给他们提供帮助。
在新泽西,董事会的控制权从德鲁手中转移到了菲斯科和古尔德手中。德鲁只有在自己的老地盘上才会觉得舒服,因此非常讨厌被困在这个泽西市的小酒店里。其他的董事则对德鲁两面派的做法太了解了,他们很害怕德鲁故伎重演。早在3月20日,《纽约先驱报》就报道说:”德鲁已经被绑架了,绑架他的人并不是来自纽约,而是他董事会的其他董事。”
当德鲁和其他人正试图在新泽西站稳脚跟的时候,一些战役还正在法院和议会中继续进行。巴纳德法官任命”船长”的一个女婿为未来伊利股票卖出后所得收入的接收人,尽管原先正是巴纳德法官明令禁止卖出伊利股票的。纽约上州的一名法官下令延缓这张任命书的生效,巴纳德又立刻废止了他的延缓命令。当范德比尔特的女婿拒绝接受时,巴纳德接着又任命了坦慕尼政客彼得·斯威尼(Peter Sweeney)。当然,斯威尼所要接收的700万美元此时正锁在新泽西银行的保险柜里,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而这并不妨碍巴纳德法官从伊利公司拿出15万美元奖赏给斯威尼。
与此同时,伊利铁路董事们则上书新泽西立法机构,要求在新泽西州获得对伊利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担心纽约法院会授权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铁路在纽约州的所有财产,那样的话他们这个董事会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新泽西立法机构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哈德逊河对面实力强大而又傲慢的邻居 ① 眼里撒一把沙,因此立刻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并把它交给州长签署。新泽西的议员们太急于通过这个法案了,他们甚至忘掉了为自己谋利。当范德比尔特的说客出现在新泽西的首府特伦顿,想通过行贿来阻止这个法案通过时,议员们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他们为坐失了一次发财的良机而懊恼不已。
与此同时,有议员在奥尔巴尼提交了一份法案,该法案将伊利公司此前的所作所为都合法化,并且允许伊利公司在以后基本上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就连巴纳德法官这样一个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的人都被法案中赤裸裸的条款所震惊,称之为”一部使假币合法化的法案”。
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法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让利益相关的双方都来行贿。《弗雷泽杂志》评论说,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格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
杰·古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公共关系对公司利益举足轻重的商人之一(虽然,因为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善自己令人讨厌的公众形象),他强烈建议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不能同时控制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使像范德比尔特那样”既富有能力又诚实可靠”的人也不行。他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先驱报》和其他报纸的支持。
但他也还是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来到了奥尔巴尼,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这个大箱子”装满了千元大钞,这些钞票是用来对付所有那些与这个法案有关的议员们的”。范德比尔特一听到古尔德在奥尔巴尼出现,就立刻叫人拘捕了他,要求他交纳50万美元的保释金,古尔德眼都不眨地就支付了这笔保释金。和古尔德带到奥尔巴尼的钱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报道说,一个议员接受了一方的10万美元,要求他对该法案的通过施加影响,随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万美元,并应他们的要求离开了奥尔巴尼,这样,他仍然是一位(用亚当斯的话说)”优雅的绅士”。
范德比尔特当然也非常愿意花费大笔银子来打点这些立法官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么做,他充其量不过能得到比鲁克王似的胜利 ①。公众意见越来越反对他同时控制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船长”一向非常实际,因此他决定将损失减到最小。他通知德鲁建议两人见面会谈。范德比尔特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买的此刻分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须以接近他当时购买时的价格脱手;第二,他在公司董事会的两个人-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和弗兰克·沃克所受的损失必须得到全额补偿;第三,德鲁必须答应从伊利的管理层中完全退出来。范德比尔特一直想达到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控制伊利,而是希望伊利铁路以真正的商业模式来运作。
4月19日,星期天,双方达成了协议。这条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尔巴尼。”突然,”亚当斯写道,”传言像灾难一样传遍了奥尔巴尼,在宾馆的走廊之间,恐慌开始蔓延开来。人们想起了南北战争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那时,失败的消息如同潮水一般涌过来。没过多会儿,大厅里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议员们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因为他们听到范德比尔特已经不再反对这部法案。”
此时还没有与古尔德成交的议员们立刻冲进古尔德在奥尔巴尼所住的特拉文豪华酒店(Delavan House)的套间里,”据说,价格在以惊人的幅度下降,”《纽约先驱报》在21日报道说,”那些一直坚持要5 000美元的议员们现在只要100美元就满足了。但是伊利铁路的”金库”大门已经关上了,激战的双方再也没有贿赂这些议员的必要了。”第二天,《纽约先驱报》上充斥着对议员们的假意关心,指出他们每天法定的3美元的津贴还不够给他们买烟抽的。文章接着问道,”议员老爷们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还有什么让他们保住他们的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