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汇在线《金融炼金术》初版发行已历经多事的七年。我的投资基金量子基金继续维持卓越的投资成绩，虽然受到1987年大崩盘的影响，但过去七年来，股东每年的平均获利仍有35.8％，量子基金已经孕育出一批子嗣，有些基金的表现甚至比生金蛋母鹅的表现更杰出。1989年开始，我们决定分派部分盈余给股东，有些是以现金方式派发，有些则是以新成立基金的股份分派，结果，我们目前管理了七个基金，总净值超过100亿美元。
我已经逐步减少基金的管理工作。我非常幸运地能够透过《金融炼金术》而认识斯坦利·朱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当时他正在管理另一个基金，他因为阅读本书而希望见我，我们开始讨论，最后他加入了我的公司。开始的时候，他发觉很难与我共事，虽然我对他充分授权，但因为我的存在而使他受到牵绊，他发现在加入我的公司之后，工作绩效降低。不过，非常幸运地，我逐渐被卷入导致东方阵营瓦解的过程，在整个东方阵营中，我设立了基金会的网路，这涉及许多次的旅行，而且有些地方的通讯十分简陋，于是1989年夏天，我告诉斯坦利，他必须全权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作，此后，我们之间便不存在任何的困难了。
我成为教练，而他成为参赛者，我们的业绩改善提升了，开始了一段持续成长的时期。在过去三年的每一年，我们的获利都超过50％，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两段类似的辉煌时期，但就基金庞大的规模而言，这次的表现称得上是绝佳的。朱肯米勒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人，也是一位好伙伴，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扩大并改善了我们的管理团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结果，我发现我慈善活动的报酬也反应在基金业务的兴旺上，使我能够快速地拓展基金会的网络。
我需要在此处说明一点，我在东欧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其指导哲学与我在金融市场的活动是相同的，读者稍后即可了解，我将金融市场的发展视为历史过程，这使得我的理论极适用于类似东方阵营瓦解的历史过程。我确实运用了我的理论，而且——整体而言——它使我比大多数人更能正确地预期事件的发展，犹如我所发现，金融市场的繁荣——崩解过程与苏维埃体制的兴衰，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度的相似性。
极为讽刺地，我成为知名人物，并不是因为我在东欧所从事的种种活动，而是因为英国在1992年9月16日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Mechanism），我曾经因此而获得丰厚利润，我立刻成为风云人物，最初是在英国，随后是在世界各地。当人们得知量子基金集团取得纽蒙特矿场（NewmontMines）的大部分股权之后，黄金价格随之飙涨，虽然我未就黄金表达任何看法，各种看法却加诸于我，我曾经尝试澄清误会，但毫无用处。虽然我不曾追求巨匠的地位，但是当一切强加于我，我便不能漠视它了，事实上，我欣然接受，因为这可以使我在政治议题上有更重的发言份量。但是，情形并不如表面那般简单，当我表示，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会产生相反效果时，市场立即迫使德国马克走低；但是，当我批评欧洲对波斯尼亚的政策，人们不是忽略我的看法，便是告诉我不要多管闲事；我在法国的事件中尤其感到窝囊，我刻意避免投机法国法郎，因为我不希望对苟延残喘的“欧洲汇率机制”之崩溃负责，但是我还是承受了骂名，法国政府憎恨我的建议，其程度更甚于对我的投机行为的憎恨，这意味着投机客应该从事投机行为，而不要发表任何意见。
我身为金融巨匠的恶名使《金融炼金术》大为畅销，因此而产生了这一新的版本。我必须承认，自从撰写本书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发展，但我所关注的主题仍是历史过程，而非金融。在本文中，我无法摘要说明我的观点，我需要另外写一本书，只要时间允许，我会这么做，但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以便本书的内容能够符合我目前的思想。
在《金融炼金术》之中，我把反身性理论描述成始终有效的理论，这在某一种层面是正确的，因为反身性之中最重要的双向反馈机制可以随时运作；但这在另一种层面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并非随时运作，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十分微弱，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地忽略它。我们可以将情况区分为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就前者来说，某种修正的机制可以防止认知与现实（perceptions and reality）之间出现过度的背离；以后者而言，反身性的双重反馈机制处在运作中，除非既存的条件或制度出现显著的变化，否则认知与现实便不会趋于一致。在第一种情形下，古典经济理论是适用的，而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分歧可以视为噪声而加以忽略；在第二种情形下，均衡理论便毫无关联了，我们面对的是单向的历史过程，其中认知与现实的变化都是无法反转的，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因为一种是正常的，另一种则是反常的。
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间的区别，将在《金融炼金术》中阐述。在第一章结尾，我将区分日常的事件（humdrum）与历史的事件（historical），但我低估了这项区分的重要性，我称其为“同义反复的”（tautological），我现在认为这是一项错误。所以会有同义反复的定义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更深一层地探讨，而以同义反复的定义掩饰事件结构的基本差异。
在应用科学方法的多数现象中，一组条件会随着另一组条件而出现，不论任何人对它们的想法如何，情形都是如此。在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中，包括金融市场在内，存在着富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因此问题变得更复杂，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参与者”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有偏向的。一组条件并不会直接导致另一组条件，在客观而可观察的条件与参与者的观察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影响：参与者的决策并非基于客观的条件本身，而是基于对条件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影响深远，这就引进了不确定（indeterminacy） 的因素，使得主体不能遵循普遍原则（gener-alizations） ——预测（predictions）、解释（explanations）的方式加以处理，然而这却是通向自然科学崇高声望的方式。正因为其破坏力如此严重，所以一般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理论，都尽力消除或忽略此不确定性，我反对这种努力，试图发展替代方法，并以参与者的偏向作为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