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汇在线在很多时候，我进行交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利润，”一年中每一两个月就赚一笔钱的斯坦哈特说，“而更多的是它能为我提供其他的机会。我得到了接触许多事情的机会。
交易是催化剂。我很羡慕那些做长线的投资者，他们可以为一长远的目标而不断地等待。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个成功的投资者能够胜我二倍或三倍。我总是赚些小利润，但我赚的大多数钱都等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就是斯坦哈特允许的“方向性”下赌注的时间限度。这可能长于他的大多数交易的时限。
但是，对于斯坦哈特来说，更成功的是短期证券交易，他善于推测大市场的短期走势。他有时依据财务杠杆做多，有时转到净空。“我有五六个证券分析员，三四个交易员，一个经济师。经济师的任务是寻找哪一段时间经济将会有重要变化。我所希望的是我可以凭借这个经济师的观点在众多的相同或不同的观点之间找到差别。”
有人认为，斯坦哈特是一个保守的经营者，尽量避免长期的投资。一个基金的客户，即共同基金的董事长乔治·基恩说，“尽管他的账户上每年的周转率都很高——500-1000％，但是，我认为斯坦哈特是一个低风险的经营者，他总是做短线交易。”
他经营着三家合伙基金。一家是针对国内付税投资者的，大量利用杠杆利率——即借钱；另一家则很少使用杠杆利率，它的客户是国内的免税机构；还有一家为外国人服务。它们在选择投资方向时几乎是一致的，其差别是投资者种类不一。斯坦哈特把每个合伙基金的合伙人的人数限制在至多99 个股东。如果有更多的股东，他将不得不把这家基金注册为投资公司。几年来，他一直在这个限度内活动。合伙人公司每年开一次变更大会，一些人退出，有一二个人补进，但是仍有一串长长的候补名单。
当斯坦哈特对某一种投资信心十足时，他会通过自己最早成立的机构——斯坦哈特合作基金大量借钱。有一些例子，一个是我刚才说的 1985 年 IBM 的漂亮的一仗。另一个是在1981 年，他得知中期国债可能有利可图。他的合伙人、经济师乔治·亨利（曾经是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认为，现在的14％的利率可能要下调。他投资了 5000 万美元，借了 2 亿美元，买了 2.5 亿美元的 5 年期国债。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利率下调（这时，基金账面亏损了1000万美元）。他失去了一些客户，但最终这个赌注赌赢了。投资 2.5 亿美元（其中基金只有5000 万美元），赚了 4000 万美元。斯坦哈特合作基金在 1981 年有 10％ 的收益。第二年，他投资中期政府债券，收益上升到 97％。
不到 3 年，斯坦哈特又回到了债券市场。1984 年后期，他投资 4 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借来的钱，购买中期政府债券，赌利率可能下调。他的赌注再次下对了，那时利率创记录的高，最优惠的利率接近 15％，长期利率是 13％。1985 年 7 月，他以 2500 万的利润售出债券。
正如他的助手所说，“对这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胆怯的事。”他喜欢主动出击。例如，他插手 IBM 之事是因为听了一位同事的话而行动的。这个同事以为斯坦哈特可能要买 2 万或 5 万股。事实上，他买了几十万股。斯坦哈特白天的时间是在一个大的船头形的木制控制台后度过的，里面充满了荧光屏，按钮及闪光灯。他认为不能穿得很特别。他的典型打扮是：开领的黑色 T 恤衫，配上深色的裤子。他体型胖而圆，留着络腮胡子，圆柱形的肚子凸起就像海豹。他嗓音柔和，略带嘶哑，举止温文尔雅。他谈吐不凡，与其说是华尔街的股民，不如说更像杂志社的编辑。他承认他超重：他曾经去过大峡谷牧场，一个亚利桑那的温泉减肥，但效果不佳，因此，他 4 天就回来了，而不是原定的 7 天。
像大多数投资者一样，斯坦哈特白手起家。他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珠宝商家庭。一岁时，父母离异。作为补偿，他的父亲没有给他现金，而给了他 100 股费城迪克西水泥公司的股票，及100 股哥伦比亚天然气股票。斯坦哈特 13 岁时，在布鲁克林着手研究交易报道及跟踪“世界电讯”上所载的那些股票价格。他说过，“我那时对股票一窍不通，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股市。”他开始频繁地进入美林公司的办公室，“同这些吸着雪茄的老人观看屏幕。我被它迷住了。”不久，他开始买卖股票。
格外高的智商使得斯坦哈特 16 岁就完成了高中学业，考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金融学院，19 岁毕业。1960 年，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他的职业：去卡尔文·巴洛克互助基金从事研究工作，一周 80 美元薪金。但巴洛克说，他在那儿并不成功。在短期地为《金融世界》写作前，他加入了美国的军事经济工作。他的不断蹦出的怪念头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回答某一个具体问题，如“你对通用汽车公司怎么看”？最终，他被解雇了。“那真糟糕。”他说，“我以为我在华尔街的生涯从此结束了。”
后来，斯坦哈特在利布·罗兹公司做分析员。他第一次推荐的股票是海湾和西方工业公司的股票，涨了三倍。很短的时间内，斯坦哈特就成为首席分析师。他也开始同另外一个叫霍华德·贝科维兹一起合作。贝科维兹曾在A·G·贝克尔工作，他将斯坦哈特推荐给他的异父兄弟杰罗德·法因，管理多米尼克合伙人的资本（他们三人均是同年进入沃顿学院的）。1967 年 7 月10 日，斯坦哈特、法因和贝科维兹三人筹集了 770 万美元，成立一家公司，敲响了财神之门。
公司首年获利30％，第二年获利84％。这和标准普尔综合指数的6.5％和9.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斯坦哈特不会再回头了。“那段时间非常美好，”斯坦哈特回忆道。至 1969 年底，公司已有 3000 万的资本。这三个 30 岁以下的创办者均成了百万富翁。斯坦哈特是主要的交易者，而法因和贝科维兹从事研究。公司在 70 年代增加了很多员工，但步子总是很快的——到目前为止一直这样。斯坦哈特说，它意味着“来不及吃饭，去做要经历 14 次谈判的交易。”10 多年高强度的、几乎是偏执狂式地致力于股市投资，使得斯坦哈特感觉到他的视野太狭窄了，他渴望休息。
“我总是太专注证券。而我为我的家庭做了什么呢？我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呢？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情吗？”因为不断地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被 10 年来的投资事业弄得疲惫不堪，斯坦哈特于1978 年休长假。他把自己 600 万净资产中的 400 万交给当时已有 1.1 亿美元资金的斯登哈德合作基金料理，退休了，正如他说的，他抽烟太多，太胖了（210 磅），决定“永远退休，决不回来”。但是，他的朋友们根本不相信，因为他太专心于工作，不可能这样放弃。他没有再接近办公室，如他所声称的那样，也再不看有关股市的报纸。他开始寻找其他的兴趣。大部分时间和他的家人住在第五大街的、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及他们的位于纽约州北部基斯科山脉的 24 英亩的休闲地。在那儿，他种草莓，做果浆，弹钢琴，打网球，读犹太教的《旧约》，研究园艺和瑜伽，散步和放松，修整房子，几次去以色列旅游。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他那“光荣的事业”中去了。
因为斯坦哈特休假的那年，他找不到合适的赚钱的职业。“我曾试图做一些没有太多约束的职业，”他说，“休长假可以让我回去做如以前同样的事，但对于工作的目的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及更少的疑问。”即不再完全为钱而工作。他个人的财富据统计可能超过了 1 亿美元。至于他的合伙人，法因1976 年离开，在康涅狄格成立了他自己的投资合作基金——查特·奥克机构（后来他为哈佛经营一些基金）。贝科维兹 1979 年接着建立了 HPB 合作基金，也是一个私人的投资基金。于是，斯坦哈特单枪匹马，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拥有他的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斯坦哈特和他的妻子朱迪周末在纽约基斯科山外的那座漂亮的小别墅里度过。那儿有一个人工池塘，网球场，游泳池。有一天，我碰到他时，他穿着绿色汗衫，灰绿色的耐克软底鞋，配着白袜子。当时，别墅内有很多人。两匹马在新草地上吃草。有一间现代化的房子给看护人用。一间原始的小木屋原本给客人们游泳更换衣服用，斯坦哈特把它改造成他单独的办公室，里面有电脑、电话、传真。有时，斯坦哈特宣称他要在那儿休息，并邀请朋友来玩。但是，他总是待在办公室，盯着荧光屏和电话，而无暇顾及他的客人。
斯坦哈特在纽约皇后区拥有一间商用温室。他在那儿种了 9—10 种草，并以草药之名，在市场上出售。“那是用来赚钱的，”他曾经说。但是从来没有成功，所以后来他把它卖了。但是，他是布鲁克林植物园的投资代理人。后来，他开始投资于电影业。他对纳粹大屠杀很震惊，并且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因为热衷于犹太人的历史，他去了以色列很多次，并且在那投资。他迷恋那块大地，以至于他皈依了犹太教。他认为，他现在从事的资金管理方面的工作不能将他升华。他期望有朝一日他能够更上一个等级。我问他如何把他的后人从过于富裕的危险中解放出来（他的儿子正在听我们讲话），斯坦哈特想了一会儿说，他希望能够通过把他做人（而不是宗教的）的观念传给他的孩子来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上斯坦哈特的节奏，都能理解他因投资失误所导致的不耐心。他的雇员认为，事实上，他对自己比对别人更苛刻。“无论股票是否是由他选择的，”哈里斯联合会的波特·福尔曼说，“他都将失误归于自己。”斯坦哈特承认。“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这样要求别人可能有些不太现实。”
《华尔街杂志》的一篇文章引用他以前的雇员的话：“那是个分娩般的经历，在那儿工作是种无法相信的痛苦。”斯坦哈特“像鹰一样盯着你所有的每一种股票”。分析员补充道，“他要答案。不回答每一个股票的问题，他不会让你走。这对有些人来说是太紧张了”在这些不当的——也许是自加的——压力下，有些人认为斯坦哈特可能会再次退出。如同他所说的，“有时我想离开股市。有许多事情我已经做过。我总是认为应该从事一些对别人更有用的工作来度过我的时光。”例如，他在休假期间的一个观点是：去以色列投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儿投资环境恶劣——高通货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小国寡民的生意头脑。他同他的以色列合伙人在所谓的开发区从事房地产和建筑业。最终，他被以色列腐化的商业气氛给搞垮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纸箱厂的股份，并且把以色列（MSC 股份有限公司）介绍给美林公司。
投资助手
有出色的经纪人吗？斯坦哈特说，他固定地要从经纪人那获取大量的信息，但是，从没有发现一家经纪人公司或服务机构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总是很好的。他说也可能有一两个例外。他曾“发善心”，例如付1000 美元给蒂姆·霍克特，去参观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和讲座，他发现是毫无用处的。“我只是未能被引起兴趣，”他说。
他注意到，那些首要的兴趣在于代理费的人很少能够成为伟大的炒股家。假如一个人真正伟大，那么，对于他来说出卖他的观点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回报率太低。无能的人才会发现出卖他们的主意在经济上是划得来的。
大多数经纪人“甚至都不敢亲自到股市中试一试，或者假如有一种潮流与他们的观点相反，他们很快就会改变主意”，斯坦哈特说。至于他自己，他说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实现自己的观点。
在沃顿金融学院学习期间，他发现概率论是有价值的一门课，概率论可以使他能够自如地处理不确切的数据。他说采取概率的方法为做决定提供了全部同质的程序，使得一个人能根据与技术有关的事情，例如，当对一个问题中的技术知道较少时，做出调整。斯坦哈特说，他不知道256KRAM 是什么，但是，假如在该工业领域存在一个重要的变化，他能够抓住重点，问一些正确的问题，或许比那些真正对此很了解的人问得还好。
通过类推，他认为不同的事情可以相似地处理，例如，新的计算机对给定市场上其他计算机的冲击，或它对债券市场的冲击，或者，有关日本何时打算进入道·琼斯股票市场的问题。斯坦哈特每年都要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会面一次。他们对自去年的会议之后世界仍旧保持原样表示震惊。所有的统计资料——债务和收入、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债务和第三世界收入的比值——都是最糟的。对于这些，斯坦哈特说，“一个人禁不住要对这个能处理石油美元冲击、更高然后更低的通货膨胀及其他我们已看见的变化的系统表示吃惊。总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在60 年代，人们谈论联邦担保委员会的破产；现在，他们正想知道如何处理在得克萨斯铁矿的死账。”
“你知道在熊市中的糟糕的体会：你看好的股票下降了6 点，或者，仍没有开涨。有很多人正在处理这些奇怪的文件——CATS 之类——他们从没有看到过一次灾难性的熊市。许多参与者将要遇上一次惊骇，尤其是在反映的灵敏性已经下降之后。”
“我记得在1974 年当市场下跌60 点之后的一个暴跌日，我下了一个指令，通过一个我正在打交道的经纪人公司做空。可是这个系统出了毛病，他们来不及处理这一指令，这导致了200 万美元的错误。这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损失。许多事情都没有检测过。另一方面，就我们已经检测的程度而言，该系统运转得相当好，石油美元、纽约城市危机、第三世界债务，在历经这些打击后系统仍然存在。”
建议
“历史上很活跃的东西已经变得迟钝了，”斯坦哈特说，“有价证券保险、贸易计划、市场的国际化和正在增加的机构投资已使事情变得更糟。专家们过去常常用自己的钱左右市场——这正是他们的工作。现在，他们的资本几乎不能满足他们的工作。他们只能为市场提供一些方便。”
“最糟糕的是机构的经纪人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资本去回应市场的成长，因此，他们不能真正取得地位。随着管制的放松，市场再造的功能正在被一些大公司放弃。”我指出，这和过去已经预料的刚好相反。理论一直认为机构投资者将使市场更加平稳化。“那根本就没有发生，”斯坦哈特说，“他们都在绕圈子。”接下来的一段时期的股票市场也将如此吗？
此前一段时间，他告诉哥伦比亚商学院，有两个原因促成了股市的上升：低利率和美国的经济调节政策——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整个工业基础。结果是通过买的政策来迅速缩小股票的供应，并让需方的公司感觉到买比建一个公司更便宜。这种现象在美国市场变成了一个支配因素。只要仍旧保持这样不变，那么就没有赢利或其他东西。
新的支配性因素是债务。它“将可能成为西方世界的未来经济的一个关键”，他进一步说，债务的使用与10 或15 年前不同：“对于负债的理解不同了。我不知道在这间屋子里的人，在6 年或6 年多之前，能否想像得到一位罗纳德·里根式的总统将允许和鼓励财政赤字，并且在6 年中执行赤字财政政策，使得这个国家的赤字翻了一番。我成长时的伦理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然而，他做了，并且，它成为经济现象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债务问题有关的债务质量、第三世界债务、政府债务与消费者债务（这些已成长为一个额外的份额）——所有这些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1983 年以来的股票价格的上涨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更与债务的新的使用相关。”
“相对于赢利或资产或其他任何东西而言，世界上的债务有了巨大的增长。它成了一个最终将要倒塌的经济斜塔，它得不到支持。这些债务最终会因拒付而转成无固定利息的股票，这将导致通货膨胀。”斯坦哈特预测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面临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他意指提高石油、纸、化工产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他也引证美元疲软使得进口成本增加。他觉得在1988 年初，通货膨胀将增长二倍，到年底达到4％。他预计在持续的消费支出和贸易平衡改善的帮助下，经济将好于大多数人的预测。他也预测了一种信贷紧缩的政策、高利率和长期的Tbill的利率将上升一两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出现了。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削减了他的无固定利息的股票。
当他考查市场的时候，斯坦哈特问自己，将发生什么变化？假如通货膨胀增加，这是可能的，那么，早期的后果将是更高的公司利润，因为有较大的需求量，人们将有更多的钱可供消费。假如通货膨胀受到公众的反抗，那么，公司将生产钢铁、石油、铝，这些基础产品将增加他们的利润。然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将施加压力，经济开始变冷。
斯坦哈特说，市场可能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保持中性发展，例如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从投机市场向投资市场的转变。他想知道不同的影响相互之间能否不抵销，削弱牛市，但是不必然导致下跌。
假如非常糟的时候到来了，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呢？
“假如情况很糟，例如，在经济收缩时期，公司不能兑现他们的债券，或者不断听到公司因债务缠身而即将破产的传闻，那么，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可能是关键的。只有现金与现金等价物能救你。”
那么，黄金怎么样呢？
斯坦哈特回答，在六七年前，黄金价格是 800 美元，联邦担保委员会正在走向解体，没有人预料到通货紧缩。在那段时间，黄金被认为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预测长期的期货，他说：“我从没做过黄金，也不想。黄金是一个以心理学概念为基础的交易手段——将来的通货膨胀、西方世界的自由，等等诸如此类——而不是以经济学概念为基础的。与其他东西不同，在这方面有许多新的预测正在出现。假如我必须决定立场，我宁愿对黄金做多而不是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