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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亲自过问经营情况吗？“希望如此。但一天只有那么几个小时，一年又只有那么多天。我有太多人们关切的股票需要了解。年度报告中主席致股东信中过份乐观的口气，总让我感到失望。如果他的信有一定的悲观，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兆头。我很欣赏公司首席执行经理的观点，他曾对我说自己宁愿从下属那里听到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好消息自会证明自己。‘如果我们早点知道坏消息，’他说，‘那么就能对它做点儿什么。’文森特·皮埃尔曾遇到一个人说他总为问题所困扰。皮埃尔回答说，他刚从一个地方来，那里 6000 人没有任何问题，那人听了很兴奋，说：‘我愿意去那儿。’‘我想你不愿去，’皮埃尔回答道：‘它叫乌德劳思墓地。’”
医生作为投资者
“我有一个朋友是位著名的医生，但在投资上他总是改变主意。一次他对我说，‘股票处处是陷井。我以后再不买股票了。’他决定购置威切斯特区的房产，然后只收取租金。我就问他，如果他在半夜被人电话叫醒说水管冻了，他会怎样做？听了这话后，他放弃了购买房产的打算，于是，他跑到了美林公司。当他看到大厅内都是些年青人在工作，以后又回来对我说：‘我不能把钱交给那些小年轻管理。你愿意管理我的钱吗？’我告诉他我不愿意。
‘大夫，’我说，‘你太能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医生总是很差的投资者。”我问他原因是什么。“一个医生应尽可能地不对他的病人犯错误。他不能只有 2/3 的时间是对的，如果他的正确率那么低他就干不了医生这一行。但对于投资，能保证 2/3 的时间正确已经相当不错了。因此当医生们开始投资并发现这种情况时，他们会变得紧张不安。”相反，当他的股票下跌时，卡洛特毫不在意。
比大多数人更特殊
他观看了近年来所有 11 次日食，有时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包括一次在亚马逊河上观看日食。但除了这一费时不多的爱好外，他承认没有其他户外活动的兴趣或爱好。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卡洛特接着说，“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特殊。”做为一个开诚布公而且诚实的人，卡洛特总是毫不犹豫地表达他的观点并据之行事，大多数时候他十分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些人不太喜欢这种传统的新英格兰式的直接了当的行为方式，也有人认为这值得赞扬。一个朋友说他是一个与自身平静相处的人：有坚定的性格，没有任何内疚。
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里恩——位于波士顿以北 10 英里。后来他们又先后搬家到威尔斯利和列克星敦。在列克星敦他上了高中，然后去了坎布里奇。在 1914～1917 年的 4 年中，他完成了哈佛大学本科课程，并修了一年的商学院课程，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加入了军队信号公司的航空部。他在 9 月份完成了在海外的训练，准备好 1918 年参加圣·马其诺反击战，但此时被调离原职从事空运工作。他认为“做一个活的胆小鬼比做一个死去的英雄更好”，就接受了这份工作。空运工作也并非没有风险，他所在小组的 13 个人中就有一位飞行员在飞机失事时死了。
1919 年退伍以后，他为波士顿的一家小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早就倒闭了）。开始对他每周挣 15 美元，5 个月后就涨到每周20 美元。由于感到公司太小再难有大作为，他就辞职了。他决定周游美国并在1920 年11 月在西雅图找到一个销售债券的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奥斯古德曾在纽约做社区工作，但与卡洛特一样有旅游癖，她来到西雅图并继续从事社区工作。
一个平和的妇女
伊丽莎白在几年前已去世。她丈夫说她是一个完美的妻子。“我总是告诉她已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地完美，但实际上我认为她百分之百地完美。”他说。作为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是她们班校友会主席。她也活跃于斯卡斯戴尔的教堂活动中。当卡洛特的女儿 8 岁时，老师在学校问她长大后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时，她回答说：“一个像我妈妈一样平和的女人。”卡洛特说伊丽莎白做事投入而谦恭。
他们一起回到波士顿。卡洛特又回到他以前的公司从事销售。但在四五个月后他再次辞职了，因为他不喜欢销售。他加入了《大亨》杂志社。他实际上有两个工作：《大亨》的特约作者及波士顿新闻局的记者——二者均属于著名的克莱伦斯·W·巴朗。这一直持续到 1927 年，他决定去纽约“开创一番事业”。他加入伯利茨公司并与伊丽莎白在斯卡斯戴尔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以后，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并在那儿一直住了 49 年。在 1975 年，当他们孩子均已长大成人后，他们搬入了斯卡斯戴尔的一个合作公寓。
卡洛特和他的妻子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三个孩子，另一个有两个孩子。他们共同经营着一家公司，他们每个人拥有该公司 1/4 的股份，而卡洛特拥有 1/2 的股份。他的一个孙女也是公司的分析员。卡洛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医生，有七个孩子，她先住在斯卡斯戴尔，离她父母不远的地方，现在住在纽约的庞林。
在查尔斯·伯利茨与迪恩·威特分开后，伯利茨开始自己干。他从《大亨》杂志社雇用了卡洛特作为公司的经济分析家，伯利茨与 8 家外国银行一起成立了一家早期的投资信托公司，即美国不列颠及大陆投资公司。伯利茨的合伙人向这些人保证说这是绝对安全的。卡洛特每天负责管理其证券组合并可出席董事会会议。一些德国人对美国市场感到担心并对美国钢铁公司是否能够分红表示怀疑。当然在最后，当美国钢铁公司与其他美国市场一样崩溃时，最终被从证券组合中砍掉了。卡洛特讲这个故事时又带着他常有的轻笑。
我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情
大萧条期间，伯利茨在 1932 年辞退了卡洛特。因此卡洛特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现在认为，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情，尽管当时他不这么想。
开始时，他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他以前在伯利茨的助手，一个是推销员。与在大萧条开创事业的人一样，他们在营业的头 10 年内花钱极为节俭——他现在认为当时有些过份了。但他们干得不错，并且积累了资本，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他的推销员合伙人有一批自己的主顾，但卡洛特说：“我们其他人则更像沿街兜售。”卡洛特获得了一份阿姆拉达公司股东名单，他认为阿姆拉达是最好的石油公司。他推断阿姆拉达公司的股东一定有良好的判断力并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他从名单中以a 打头的人开始，不断走访离他的办公室（百老汇街 120 号）不远的人。很快他就开始拜访以b 开头的股东，并与他们结成了多年的朋友。在处理一个坏帐的过程中，“B”先生收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场外交易股票，它上面印着列车时刻表。在一张粉红色纸上写着报价为 5 美元而出价为 10 美元。卡洛特在检查这些股票时发现，10 美元的价格很便宜，便在这个价位上买入所有股票。此时，一个SEC 的代表出现了，并问他为什么买它。SEC 的人问道：“你了解它的管理吗？”卡洛特说不了解，并反问道：“你问这些干吗？”这个SEC 的人说他办公室保存有所有股票的图表，他注意到股价从 5 美元一下跳到 10 美元就决定来问一下。卡洛特说：“这并未改变我对官僚主义低效率的看法，SEC 尤其如此。”
在 1988 年，他注意到一个叫达柯塔电力的小型公用事业公司有批第二年到期、利率为 6％ 的债券很不错。一天，他设法以89 美元的价格买入一些债券并以 93 元价格卖给他的一个顾客，赚了不少。很快他接到一个地区证券经纪人的电话，后者也发现这种债券很有赚头，该经纪人问道：“刚才的那次达柯塔电力债券交易是不是你买进的？”卡洛特承认确有其事，“你还留在手里吗？”“不，已经卖掉了，”卡洛特说。“多少钱卖掉的？”卡洛特回答说：“这与你无关，但我可以告诉你是93 块。”经纪人不顾体面地大嚷道：“对于一个在半年后就要偿付的百分之六的债券，那个价格太便宜了。”
他多次去过东非、西非及南非，部分是为了观光，部分是为了工作（他是国际投资者基金的董事，该基金主要购买黄金）。他妻子与他曾花数天时间租车从德班到开普敦，行程 1500 英里。“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有些朋友在那儿。”那么，美国的投资者抛掉南非公司的股票是否有其积极的意义呢？“完全没道理。从长期看，种族隔离是不道德的。但美国公司是好的雇主，能够起到调和种族矛盾的作用。黑人也不愿我们离开。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非官方组织会议上见了一些来自联合技术论坛的学生代表们，他们极力鼓吹要卖掉在南非做销售生意的公司的股票，我对他们说这是很不明智的，并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我们对待美国印第安人很坏。实际上，我们从他们那里偷来整个国家。为什么你们不为印第安人做些事情？或许你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看着我，这种想法既不光彩夺目也不浪漫，我理解他们不能对美国印第安人无动于衷。”
赚钱头脑
卡洛特为他所说的好的投资者应具有的精神起了个名字，叫赚钱头脑。为说明它，他讲了个故事：“多年以前，纽约正经历一场周期性干旱，你在餐馆中不得不要一杯水。”有一天，卡洛特得知皇后区水费收缴不是根据它的消费而是根据居民门前距离，他意识到该市最终要安装水表来把用水多的用户——很大一部分是被浪费掉了——与那用水少的用户区别开来。他对此加以研究，发现最可能成为水表提供者的公司是海王量器。他仔细检查了这个公司并发现一个公司董事（是银行家托拉斯的一个成员）持有 2000 股股票——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公司各种指标均不错。因此卡洛特为他的客户买入这种股票，数年后获得丰厚回报。
他说：“赚钱头脑是一种怪癖，就像数学头脑。”他举了个例子说，他有一个朋友去教堂不是去听布道，而是对贴在那儿的赞美诗中的数字极有兴趣，他禁不住用这些数字做算术游戏并最终不得不请求牧师把它们取下来，然后他才能专心听布道。
我记得G·H·哈代的书中讲了一个印度数学奇才斯里内瓦萨·拉玛纽简的故事，哈代去医院看望拉玛纽简，并对他说自己来的时候搭乘了一辆代号 1729 的汽车，注意到他的病房号为 17290，一个平凡的数字，他评论道。拉玛纽简马上抗议说：“不，哈代，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它是可以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为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数。”一个外行很难理解这种无与伦比的数学或投资头脑。
卡洛特投资
在 1939 年，每磅原糖的价格低于 1 美分。这时战争爆发了。卡洛特知道在战时糖价总要上涨，他找到一家已发行 2 万股股票的古巴糖业公司，其中 1.3 万股为加拿大皇家银行控制。在公司重组过程中，公司获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证券：抵押票据、公司债券、优先股及普通股。当糖价上涨时，普通股股价迅速飚升。他在 1.75 美元时买了一点，在 7～8 美元时买了更多。在 60 美元时他卖了大部分该股票，最后一点卖了 200 元。
他有一次注意到希尔斯特每股 25 美元的利率为 7％ 的优先股在通过该公司的报纸发售。优先股只有在连续 4 个季度都发放股利以后才具有投票权。而该公司为了保证普通股的投票权，多年来一年只发一次股息。卡洛特为先锋基金买了一些希尔斯特的优先股。许多基金中投资的交易商参加了先锋的股东大会，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在股东大会召开以前费尽心血对基金的证券组合挑毛病。为了应付这些人，卡洛特拜访了希尔斯特的财务主管。该公司刚卖掉它的一份报纸，因此卡洛特告诉这位财务主管应每年卖一份报纸，答复如果这样做公司只能支撑 14 年，卡洛特回答说这对优先股股东而言没什么不好。但为避免在回答股东提问时的尴尬局面，他还是卖掉了股票。在接着的会议中，一位交易商问他，“你如何处理西尔斯特优先股？”“我把它卖了。”卡洛特回答说，该交易商似乎有些沮丧。一年以后，优先股涨到卡洛特售出时价格的2 倍。如果不是那些交易商的纠缠，卡洛特可能不会如此匆忙售出。
“我在投资时总喜欢把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购买垃圾股，这是一种赌博。我所受到的损失通常都是因为概念股，它们很少能赚到钱。就是现在也还有一种垃圾股让我感兴趣：液体系统。这个公司用高压产生的水汽来切割硬物——钢铁或厚纸。我认为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它，因为它还没有赚到什么钱。”
卡洛特的桌子上堆着大约 3、4 英寸厚的年度报告、信件和各种文件，我说，这或许就是勤奋的标志。“我不记得这张桌子是否曾经干净过，”卡洛特说，“我在伯利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门是经济研究部。在我离开之后，这个部门也就不存在了。我花一美元买下了这张桌子，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它了，我很喜欢这张桌子，它已经为我工作了 60 年。”
忠告
卡洛特认为，下一次崩溃到来之前可能会全无征兆。“我正在抛售股票，买进债券。”他说。“通用电器、IBM 之类的债券。但是我仍然保留了许多股票，比如供水公司之类的。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有那些保守型的、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才能存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