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易市场,仓位管理非常重要,要达到“利润最大化,亏损最小化”的目的就必须牢牢将资金分配到具有最优风险报酬率和胜算率组合的市场和品种上。
仓位管理是整个交易环节中总被忽视的环节,因为仓位管理通常被看成是死板的东西,同时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环节,更为普遍的观点是将仓位管理看作是对交易绩效帮助不大的环节。上述这三种观点都是错误的。首先,仓位管理不是固定和死板的技术策略。其次,仓位管理非常复杂,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掌握起来也没有真正的终点,如果真要钻研起来仓位管理也可以和技术分析一样搞得很高深和繁复。最后,仓位管理属于对交易效果比较大的技术环节,仓位管理属于后端,前端的失误可以靠后端弥补和缩小,而前端的效力可以靠后端发挥到极致。对于纯技术分析者而言,由于不能颤别出单边走势和震荡走势,所以一般靠特殊的仓位管理方法来应对走势的二元交替。
“截短亏损,让利润奔腾”的更恰当表达应该是“利润最大化,亏损最小化”,应该“让利润奔腾”的前提是利润真的可以奔腾,否则恰当地落袋可能更符合“利润最大化”。大家有时候可能觉得我们的理论在不同书中有些许出入,其实并不矛盾,这叫“当机设教”,不同水平的书和章节针对不同水平的交易者,如果不根据交易者的水平来讲一些原理,只会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误解。比如,当交易者还停留在预测涨跌不重视进出场点的水平时,如果跟他们讲利用驱动—心理分析预测趋势性质就会被误解,使得他们原本的错误观念加重。
仓位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最大的机会上全力出击。在索罗斯看来,作为一个宏观交易者,重大的盈利机会往往不多,每隔三至五年世界才会提供这样一次机会,所以必须好好把握。通过把握这些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化,索罗斯可以将几年的总回报率水平提高很多,在量子基金的成立初期,他的年复合回报率超过了30%,这完全得益于这一思维,在1992年击败英格兰的战役中他获得了单笔最大交易利润,而在对中国香港政府的战役中,他损失过重。但是此后他还是保持了超过20%的年回报率。从这点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索罗斯的宏观价值交易方法必须依靠把握几年一次的重大宏观变动才能提供较高的回报率。第二,要把握这些重大的交易机会,需要做到三点,一是要理性,二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观察世界变动的工具,三是要全力出击得到机会。索罗斯借助“人类认识不完备性”理论和“可错性”思维来促成交易理性,而通过“反身性理论”和奥地利经济学来观察世界,通过集中资金于最大交易机会来做到“全力出击”,这就涉及仓位管理。鹰的眼睛,豹的速度,熊的力量,这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伟大之处。巴菲特像是一头大象,而索罗斯就像是一头猎豹,大象依靠的是稳健前行,而猎豹则是迅速制胜,无论是大象还是猎豹,都需要实力作证。
无论是巴菲特还是索罗斯在大学都是主修经济学专业,所以他们对于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原理一定非常清楚。只有将稀缺的资源投入到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只有保持长期的最大利润化,风险才是最小的。如果一味为了避免风险而分散投资,则会将资源浪费于那些获利甚少的机会上,长期下来必定造成收益损失,而这对于一个投资家而言,无疑是非常不利的,这其实也是仓位管理的内容。在索罗斯和巴菲特看来,集中技资就是为了避免分散投资的利润损失,就是为了扩大本金,攻击是最好的防守。当然,凡事都有好坏两面,索罗斯的集中资金式交易使得他的资金起伏很大,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承受的盈亏波动,而在金融理论学家们看来则是风险过高的交易,因为收益的标准差太大。对于价值交易者而言,集中有集中的好处,比如巴菲特和索罗斯,分散有分散的好处,比如格雷厄姆和林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大师的交易方法都有效,但是都存在一个局限范围,一旦忽视了大师方法的前提和适用环境就会发生错误,从而带来重大的损失,所以任何仓位管理方法都对应着特定的前提和适应环境。